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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敢欺”“不能欺”与忍
2020-04-13 17:50

   原标题:“不敢欺”“不能欺”与“不忍欺”从历史上看,中国之治所能达到的境界是“不忍欺”。 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记载,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治理境界: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,严密的法律和监督机制使人不能作恶,达到了为政“不能欺”的境界;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,通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,使人不敢作恶,达到了为政“不敢欺”境界;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,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,使人不忍心违法乱纪,达到了为政“不忍欺”境界。 《淮南子》中记载,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,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,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,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。 巫马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,捕渔者回答: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。

   通过捕鱼者的行为,可以看出,子贱把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发挥到极致。 孔子认为,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,是因为子贱做到了“诚于此者形于彼”。

   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,故不忍心欺骗他,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“不忍欺”的境界。 与西门豹的“不敢欺”、子产的“不能欺”相比,子贱的“不忍欺”显然更胜一筹,是更高层次的治理境界。

   《群书治要·体论》中也讲到:“德之为政大矣,而礼次之也。 夫德礼也者,其导民之具欤。

   太上养化,使民日迁善,而不知其所以然,此治之上也;其次使民交让,处劳而不怨,此治之次也;其下正法,使民利赏而欢善,畏刑而不敢为非,此治之下也。 ”在《盐铁论》中,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:刑法对于治理国家,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,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,而是拿着马鞭而不轻易使用。 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,教化成功了,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。

   这就是《尚书》上所说的“刑期于无刑”。

   设立刑罚是起到警戒的作用,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不触犯法律。

   通过为政以德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,是中国之治的标志性特点之一。

   关于如何实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,《群书治要·傅子》中讲:“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,非善制之能独治也,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。

   ”换言之,实现善治,既需要完善的治理体制,也需要具备治理能力的管理人才。

   如果缺乏德才兼备的管理者,就只能达到“不能欺”和“不敢欺”,而无法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最高治理境界。

   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实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至关重要。

   这就要求治理者必须承担三种角色:作之君,作之亲,作之师。 治理者既要承担率领、引导、管理的职能,还要关爱属下,甚至要像父母关爱儿女那样关爱属下,正如《六韬》中所讲,善于治国者,对待人民如同父母关爱子女,兄长慈爱兄弟。 见之饥寒,则为之哀;见之劳苦,则为之悲。 《春秋左氏传》中也记载:“国之兴也,视民如伤,是其福也;其亡也,以民为土芥,是其祸也。 ”此外,治理者还要承担教导属下的职责,特别要教导以“五伦八德”(五伦: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;八德: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)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。

   而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为人师表、上行下效。 正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教”为“上所施,下所效也”。

   孔子也强调: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。 ”“政者,正也。

   子帅以正,孰敢不正?”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治理者唯有正己化人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理境界,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。 因此,孔子特别强调治理者的道德引导和礼仪教化作用,因为这可以培养、引发民众的羞耻心,使百姓心悦诚服归附。

   不仅如此,能够起到君、亲、师作用的治理者还可以“绝恶于未萌”“防患于未然”,将问题与矛盾杜绝和处理在萌芽阶段,并领导民众在进德修业的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。

   这些都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。

   要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,就必须秉持修身为本、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,提倡治理者先受教育。 因此《大学》中强调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

   在《盐铁论》中提到:“法能刑人,而不能使人廉;能杀人,而不能使人仁。

   ”在《淮南子》上也说,“不知礼义,不可以行法。 法能杀不孝者,而不能使人为孔、墨之行;法能刑窃盗者,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。

   孔子养徒三千人,皆入孝出悌,言为文章,行为仪表,教之所成也。 ”可以说,正是通过治理者为政以德的修身和率先垂范的教化,才能令百姓信服,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效果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。 在这种文化中,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贤人君子,并把贤人君子选拔到领导之位这一核心而展开。 因此,从教育制度开始,就注重通过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,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、考试、考核、监察、奖励、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“学而优则仕”“爵非德不授,禄非功不与”“进贤受上赏,蔽贤蒙显戮”等原则,保证了“贤者在位,能者在职”。

   其治理结果如《六韬》中所言:“其政平,吏不苛,其赋敛节,其自奉薄,不以私善害公法,赏赐不加于无功,刑罚不施于无罪,害民者有罪,进贤者有赏,官无腐蠹之藏,国无流饿之民。

   ”总之,重视发挥管理者为政以德的教化功能,强调修身为本、教学为先,爱民而安、好士而荣,以此达到“不忍欺”的治理境界。 (责编:常雪梅、王珂园)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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